严济慈在中国科学院办公室工作。

严济慈（右二）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座谈。

严济慈（左二）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青年物理教师讲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文博院供图

1949年9月的一天，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时任该所所长严济慈迎来了一位重要访客——郭沫若。两人第一次见面，亲切握手。即将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力邀严济慈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言辞恳切。

“一个科学家一旦离开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也就从此结束了。我希望您另觅人选……”这位曾经在居里实验室工作的物理学家，实在放不下他热爱的科研事业。

“你的话是对的。不过，倘因我们的工作能使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岂非更大的好事！”郭沫若的这句话打动了严济慈，也改变了他后半生的轨迹。

严济慈前半生，三赴法国，负笈求学，在实验物理领域披荆斩棘，卓有建树；后半生告别实验室，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倾力创建新中国的科学和高等教育体系，甘为人梯、奖掖后学，让科学薪火相传。

严济慈字慕光，意寓追求光明与真理。他特别珍视这个名字，也用一生践行了这二字。今年11月2日，是严济慈逝世30周年纪念日。那束他终其一生追寻与传递的光，至今依然熠熠生辉。

放牛娃成为留法首位中国博士

小时候，严济慈只不过是浙江东阳农村的一个放牛娃。命运的齿轮，从父亲书摊买回的那本《笔算数学》开始转动。从未学过数学的严济慈，通过自学，一道题一道题演算，硬是把这本书“啃”下来了。从此，他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并一发不可收。

这位小神童学业一路“开挂”：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东阳县立中学，又以浙江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严济慈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由于该校并入国立东南大学，他也成为国立东南大学建校后的第一位、也是当年唯一的毕业生。

读书时，勤奋好学的严济慈还破例成为中国最早的“赛先生”——中国科学社的会员。

老师认为，严济慈的禀赋不可埋没，应去外面的世界看看。靠着两本书的稿费以及师友和亲戚的支持，严济慈自费到法国巴黎大学留学。

1923年冬，巴黎大学附近拉丁区冈姆路一家小旅馆——伏尔泰旅馆的五层楼来了一位中国租客。半年里，这位勤奋的中国留学生的生活轨迹非常简单：旅馆、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又回到旅馆，甚至都没有去过塞纳河。

胡适曾感慨：“慕光，你真不容易，在巴黎那个花花世界里你还能做学问。”严济慈回答，他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家”。

他，也确实做到了。

严济慈在巴黎大学选了微积分、理论力学和普通物理三门主课。当时，巴黎大学规定：考试每通过一门就可得到一张文凭，满三张即可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他在短短一年中取得三张文凭，并获得数理教学硕士学位。这在巴黎大学校史上，前所未有，一时传为佳话。

主持普通物理考试的主考官是著名物理学家、巴黎大学教授夏尔·法布里。后来，法布里收严济慈为研究生，邀请他到实验室开展为期两年的研究工作。法布里给严济慈指定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是“精确测定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

此方向和居里夫人丈夫、法国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及其哥哥雅克·居里共同研究的课题有关，即测定居里兄弟发现的压电效应反现象的系数。皮埃尔·居里的老师、巴黎大学教授李普曼推断，石英晶体压电效应的正、反现象的两个系数应该相等。可在1927年以前，几位科学家都只能测出正现象，即石英受压后产生的电量；至于反现象，居里兄弟只能通过试验证明它的存在，而无法测定其数据。

严济慈经过一年半的摸索和实验，把单色光作为“尺子”测量晶体通电后的体积变化，揭开了晶体压电效应的反现象的秘密，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其间，他曾专程前往居里夫人主持的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向她借来皮埃尔·居里曾用过的石英晶体片。这也为他与居里实验室后续的情谊埋下伏笔。

1927年6月，严济慈以博士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他也成为第一个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值得一提的是，法布里在法国科学院的周会上破例宣读了严济慈的博士论文，并以此开启了法布里的院士生涯。这在科学史上并不多见，足见他对严济慈的重视和肯定。

创建中国的镭学研究所

取得法国博士学位后，严济慈立刻启程回国，决心从事物理学光学研究。在给夫人张宗英的信中，他曾写道，“我心似水志如舟”。

留学归国后，严济慈担任四所大学的物理、数学教授。1928年，严济慈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补助金，再度赴法国深造。

严济慈先到法布里主持的光学实验室做研究，1929年到居里实验室工作。他后来又去了拥有世界最大电磁铁的法国科学院大电磁铁实验室（戈登实验室），从事科研工作。1930年底，严济慈第二次从巴黎启程回国。

彼时，严济慈十分清楚放射性研究的前沿意义和重大价值，主张建立中国的镭学研究所，开展放射学研究。回国前，居里夫人向他表示，愿意送给他一些放射性氯化铅，以支持中国开展放射性研究工作。

1931年，严济慈筹建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写信向居里夫人求教。居里夫人回信给予热情指导，并寄出样品，希望该所“旗开得胜，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镭学研究所”。

在严济慈的推动和居里夫人的指导支持下，1932年初，北平研究院与北平中法大学合作成立了镭学研究所，专门从事放射性物质和X射线方面的研究。

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

此前留法时，严济慈曾给张宗英写信表明心志：“吾离国后方知我有一件东西叫国家，以及国家的可爱”“今日世界利弹怪艇咄咄逼人，舍科学无以立国”……这些话后来成了他半生选择的注脚。

1937年，严济慈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国际文化合作会议，议题是保护各国古代文物。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来，他在会上振臂高呼：“此刻，就在我们神圣的会议讨论保护各国文物古迹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已扬言要轰炸北平。北平是闻名于世的千年古都，我提请世界舆论公开谴责这一毁灭文化的罪恶企图。”

会议结束，严济慈即刻准备回国。南京沦陷的消息传来，许多朋友劝他留下，把家眷接来法国，但他心意已决。友人不解：“你现在回去干什么？”他回答：“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袖手旁观。我虽不一定能拿起刀枪，但有自己的岗位，可以用知识为抗战效力。”

回国时，严济慈途经法国里昂，接受记者采访时表明心志——“我将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报道刊出后引起日方注意。为避开敌人跟踪，他改道进入云南昆明。

用知识为抗战效力，严济慈说到做到。1938年，在昆明黑龙潭，南迁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变成了一个“军工厂”。严济慈磨镜头、测焦距，带领大家生产了500架1500倍显微镜、1000多具无线电发报机用水晶振荡器以及300多套五角测距镜与望远镜。这些仪器被送往前线和医院，为支援抗战作出重大贡献。

讲课总“不按常理出牌”

1949年10月1日，严济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开国大典，激动得像个孩子。在欢呼声中，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他的人生也随之转向。

在郭沫若的邀请下，为了“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1949年12月，严济慈出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全力投入中国科学院早期筹建工作，不久又兼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

1958年初，国家决定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严济慈担任副校长，他全身心参与筹建工作，长期主持校务，并和吴有训、华罗庚、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登上讲台。这成为教育界轰动一时的大事。

创建初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设13个系。严济慈以物理系教授的身份执教多年，负责给8个系500多名学生讲力学和物理学，每周3次、每次2小时。

讲台上的严济慈总是“不按常理出牌”，常常从中间讲起，甚至是末尾讲起。他反对照本宣科，认为讲课是一种科学演说，教学是一门表演艺术，一个好的教师要像演员那样，上了讲台就要“进入角色”“目中无人”。

严济慈的课堂总是坐满了人，有学生说“听严先生课比下馆子还舒服”，外校助教、邻校学生也纷纷前来旁听。二三百人的阶梯教室常常被围得水泄不通。但凡严济慈有课的日子，连食堂师傅都知道，要多蒸馒头，因为同学们都会带馒头听老先生上课。

学生们为了抢到前排，早早就去占座，以至于各系班长不得不排滚动座次表，前后左右轮换座位。赵忠贤、陈立泉、郭光灿等科学大家也都先后坐于台下，听先生讲课。严济慈讲课时已年近花甲，当年号称有“三千弟子”，一时传为美谈。

1978年，在人才青黄不接之际，中国科学院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筹办了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77岁的严济慈担任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被他视作“掌上明珠”，研究生院则成为他的“心头肉”。为此，他倾尽晚年心力。

把几代中国人领进科学殿堂

严济慈育人，不只在讲台。

抗战烽火里，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出国留学考试，由他命题主考。一纸试卷，选拔出钱临照、彭桓武、王大珩、郭永怀、钱伟长、钱三强……这些人后来都成长为中国科学界的栋梁。

严济慈更擅识人于微时。1927年离法归国前，他推荐郑大章进入居里实验室，郑大章后来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成为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骨干；1936年，严济慈致信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推荐助手钟盛标赴法深造；1937年第三次赴法，严济慈把钱三强带到居里实验室，将其亲手交到约里奥·居里手中。一封封推荐信、一次次引荐，他为青年学子开启的，不只是一间实验室的门，更是一生的道路。

2019年，在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同学会上，有一个人举起一块手写的牌子，上面只有一行字：“严老是我的恩人”。

提到这个故事，还要将时间回溯至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那时，科研人才出国交流、进修深造的渠道尚未打通。物理学家李政道倡立CUSPEA，在美国设计考试体系、联络美国数十所名校、争取全额资助，被学子们称作“大家长”。而国内这一头，严济慈出任招考委员会主任，为项目选拔人才。

当年，有位考生因历史遗留问题，名字计划从项目名单中划掉。严济慈虽与此考生素未谋面，但当场拍板“直接办护照”。同学会上的举牌人正是这位受益人。严济慈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CUSPEA实施的十年间，915名青年借此漂洋过海，走进美国一流高校深造，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高校与科研机构骨干。

除了为学子推开一扇门，严济慈还把知识送到他们的书桌和课堂。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编的《初中算术》，后被定为官方教材，行销东南亚；1928年他编写的《几何证题法》问世，五十多年后他又应约将其改写为语体文新本；此后《普通物理学》《高中物理学》《初中物理学》相继问世……从中学算术到大学物理，他一个人，把几代中国人领进了科学的大门。

严济慈曾说：“自愿和乐意给年轻人打开一切科学道路，使他们登上科学高峰。”

从巴黎实验室的科研微光，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CUSPEA的遍地星火，严济慈一生追光、传光。“慕光”二字，最终化作中国几代科研人员接续前行的光。

（原载于《科技日报》 2026-10-30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