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张大煜（1906—1989），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6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催化科学的主要奠基人。

入党志愿书

（节选）

我于1949年上半年经香港来到大连服务，工作性质深合我科学救国和工业救国的夙愿。市委和学校领导上对我器重和爱护，使我顿觉前途光明、环境优好和生活安定温暖，对党感到亲切可爱。特别在1954年后我所几经事故，党对我信任有加，并给予不少荣誉，我一面感觉对党的事业贡献太微小而惭愧，同时对党感激万分，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我亦深深体会到由于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我们推倒了压在我们身上的三座大山，百年来被压迫、贫困受辱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大家有饭吃、有工作做、无压迫剥削的现象，社会正气上升，国家日益富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科学和工业迅速发展，这一切更使我体会到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

……由于党的教育，我的眼界大大开阔了，生命力大大提高，理想更加远大、更加壮丽了。我已经逐渐意识到只有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才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想，为这个理想而奋斗终身，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事业。我坚决要为实现这个最伟大的理想而贡献出我的一切。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在从一个胜利到一个更大的胜利，不断地飞跃前进，伟大的党就是我们革命胜利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党时时地向我们指出唯一的正确革命方向。因为党是在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指导下的党，是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工人阶级没有个人私有的生产资料，工人集中在工厂里分工合作使用机器集体生产，所以有团结互助、有组织、有纪律的习惯；工人目光远大，具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要求。

共产主义制度是最幸福最美满的社会制度。党正在领导我们把我们亲爱的祖国建成一个伟大的、富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然后继续前进，快速地前进，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党并且领导我们参加建立全人类的美满幸福、永久和平的共产主义的世界。

延伸阅读

1962 年张大煜所长作为导师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答辩会上讲话

张大煜，中国催化科学的主要奠基人、新中国建设的功勋科学家之一。他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怀科技报国之志、铸学科发展之基，他就像一个开疆辟土的勇士，让后来者得以在这片沃土上生生不息。他在化学科研、教育和科研机构管理工作中的突出贡献，深深地铭刻在中国化学发展史的丰碑上。

张大煜病逝10年后——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时年85岁的张劲夫忆起当年主持中国科学院日常工作的经历，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文中写道：搞原子弹，最重要的问题是浓缩铀的提炼问题……铀的提炼也很重要。所以，化学方面的科研任务很重。当时科学院有四个最知名的化学研究所都由优秀科学家担任所长，号称“四大家族”：一个是上海有机所的庄长恭老先生；一个是长春应化所的吴学周先生；还有北京化学所的柳大纲先生；此外，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也是非常强的，那里有张大煜先生。

作为能给制造原子弹解决“最重要”和“很重要”问题的“四大家族”之一，张大煜始终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他早年求学时，我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张大煜几经思考，决心走工业救国的道路。1926年考入清华学校学习期间，张大煜多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9年他从国立清华大学毕业并考取了公费留学的资格，留学德国，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学习胶体与表面化学。身在异国他乡的张大煜，因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两次被学校“开革”。1933年在德国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讲师、教授。其间，张大煜积极参加“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讨论和实践。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大煜随清华师生南迁昆明，他在昆明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对学生们说：“中国永远没有最后一课，抗战需要科学，需要你们带着学到的知识去‘科学救国’‘工业救国’。”1945年张大煜从昆明来到上海，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化学科研工作。在黑暗的旧中国和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张大煜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亲眼见证，旧中国不可能实现富国强民的理想。1949年1月，他在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引荐下，毅然离开上海，绕道香港、朝鲜、北京、沈阳、抚顺、鞍山，于4月到达东北解放区大连，出任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历经3个月辗转。一路上，他先后受到北京、沈阳等地党组织领导人陈云、李维汉、李富春的接见、看望、宴请。正因为有了党组织的关怀，张大煜才得以大显身手，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恢复建设事业。1950年9月，张大煜开始对研究所进行统筹规划，大刀阔斧地重组改革。研究方向关乎研究所生存发展，更关系到祖国命脉，因此，他毅然决定以国家需要引领科研方向。张大煜同时认识到，人才是事业发展的基石，他求贤若渴、广邀人才，一封封信札从位于大连的研究所飞向大江南北，遍撒海内。在党和国家大力支持及全所共同努力下，一批海内外优秀青年人才为实现科技报国梦齐聚大连。面临当时国家经济重建最紧迫的任务，张大煜果断选择将石油研究作为首要科研方向。研究所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张大煜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志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完全全地实现了。他兴奋万分，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张大煜撰写了近三千字的《理想的幻灭与实现》一文，发表在《旅大日报》上。他这样写道：“我有决心也有信心努力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科学家，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科学家，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贡献自己的一切。”不久后，张大煜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科研方面，张大煜受到的赞誉和得到的荣誉多、评价高。1960年，张大煜在国际上最早提出催化过程中表面成键理论，并于1965年成功组织研制合成氨新流程的三种催化剂，创造了国际领先的奇迹。他指挥完成的合成氨新流程的三种催化剂，质量超过国外同类产品，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闻听喜讯，挥笔赋诗，赠予张大煜。除了打铁自身硬，张大煜还特别重视对青年一代科研人员的培养

1962年青岛会议期间，张大煜把出人才和出成果并列为研究所重要问题，制订了“十大尖子培养计划”，后来他们中的6位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温文尔雅，为人谦和，带头营造良好的学术风气和塑造高尚的学术品格，以身作则，言传身带，培养化学研究的高层次人才。他的学生名册里，光是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就有几十人。学生们尊称他“敬爱的导师”“一代宗师”，就连其他学科的院士也对张大煜赞许有加，夸他“老院士培养的新院士多”。

在科研机构的创建和管理方面，张大煜具有化学科研工作的远见卓识和管理才能。从1949年担任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所长起，张大煜不断收到新的领导职务任命书和专家、顾问等聘书。他的履历表里有“三多”：担任新建单位第一任领导职务的多；担任同一单位领导职务时间最长的多；担任兼职行政领导职务的任命书和受聘为专家、顾问的聘书多。所以“三多”，缘于上级领导和同行们眼里有着“舍他其谁”的共识。比如：张大煜曾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等多个化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张大煜供职的最后一个单位是1977年调入的中国科学院感光化学研究所，担任该所顾问兼任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张大煜以十分欣喜的心情迎接新的工作：“我深深庆幸这是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十余年来的经历，虽然我在家庭和身心两方面都受到很大的损害，但我们要以春蚕吐丝的精神，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在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祖国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张大煜在化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和科学家精神，为奠定新中国的科研基石和推动化学科研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得到了很好地传承和弘扬。在张大煜100周年诞辰之际，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长篇传记文学《一代宗师——化学家张大煜传》；在张大煜110周年诞辰之际，大连理工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共同出资兴建了大连理工大学张大煜学院；在张大煜永远离开他挚爱的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27年后，中国科学院设立“秉承矢志，化物报国”为主题的党员主题教育基地，倾情讲述张大煜的科学家故事……

张大煜的小儿子曾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讲述父亲“上班”的故事：父亲晚年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有时甚至叫不出来家人的名字，生活起居都要人寸步不离地照顾。尽管这样，他唯一清楚记得的一件事，就是每天要去上班；唯一视若珍宝的，是他那个装满书籍的黑色皮包。1987年寒冬的一天，他突然失踪。当家人发现时，他站在零下 15℃的雪地里，只穿了一件薄毛衣，胳膊上挎着装满书籍资料的黑皮包。81岁高龄冻得伸不直手指、张嘴都有些困难的他，一脸平静地告诉家人：“我在等车，所里的汽车马上就来了。我要去上班！”

“上班”，是张大煜最难忘记也是他职业生涯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两个字。对科研的热爱、对研究所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已经变成一种融入骨血的本能，他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谁，却不愿舍弃这份热爱。化学之星，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