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邹世昌（1931—  ），材料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所长。现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作为中国第一代集成电路科学家，推动了上海集成电路产业的快速发展。

入党志愿书

我出生在1931年，在我懂事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当时的上海，有几块地方是租界。现在大家熟悉的市中心、南京路在那时是英租界；淮海路是法租界；北四川路虹口那一区是日本租界；外围是中国人自己的地盘。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抗日战争的热情却是非常高涨，在马路上经常看见我们受伤流血的士兵，以及社会各界同仇敌忾地共同抗日。但是就在这么一个大家情绪高涨、一致抗战的形势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没有想要真正抗战，打了没几天就从上海撤退了。到了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也被日本人占领了。老百姓受尽了苦难，吃的米都是碎米，或是发霉的米。日本人有个封锁区，你要买点粮食就必须经过日本人的封锁区，经过封锁区的时候，日本人都要搜查，有个孕妇经过封锁区，日本兵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用刺刀去捅我们的同胞，母亲和孩子的两条命就死在了刺刀之下，仅仅因为贩米的人有时候可能把米裹在身上，看起来像孕妇的样子。这些情况都是我们目睹的，我幼小的心灵上就埋下了受压迫、受欺凌的仇恨，这些都是终身难忘的。这几年我在华虹NEC 工作，华虹 NEC 是日本 NEC 和中国合资的，日方的一个总经理跟我比较熟悉后，一起吃饭时他就问我：你是不是亲眼看到日本人杀死中国人？我就明确告诉他：我看到过，而且还不止一次，我说这样的仇恨是不会忘记的，除非日本承认错误。日本政府到现在都不承认错误，这是不可原谅的。

因为抗日战争，再加上家庭经济状况本来就不是很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念书就困难了。我是靠社会上方方面面的支持，才完成了我的中学学业。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征用我们的学校，把我们赶到市中心浦东同乡会，抗战后期，美军开始轰炸江南造船厂，日本人又要占领浦东同乡会，再把我们赶回去，每天中午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轰炸机的炸弹就扔在我们旁边的江南造船厂。处在当时那样的环境里，我就经常会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这么穷？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这样受日本人欺负？到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我从中懂得了国家经济实力强大与科学技术进步是取得战争主动权的重要因素，中国之所以受侵略与压迫，国力不强与技术落后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物价飞涨，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我又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国家要富强，单有经济实力恐怕还不行，还要有一个为老百姓服务的政府。我青少年时代对好多问题的认识，都是在逆境中慢慢悟出来的。上海解放后，解放军进城纪律非常严明，露宿街头，不动老百姓一针一线，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服务的政权终于来到了。国家开始重点建设重工业时，我已经入了青年团，想为国家建设出力，我考上了唐山交通大学。大学毕业的时候，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急需人才。我们这批大学生是提前一年毕业分配工作的。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从这时开始，我的命运就和中国的科学事业联系起来了。工作一年后，国家要派一批年轻人去苏联学习，叫我们参加留苏考试。考上以后，我们来到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念俄文，我们这些学生都是从各地招来的，国家刚开始建设，非常困难，但为了把我们这批学生送出国，为我们准备了很多东西，一个留苏学生相当于当时国内二三十个大学生的费用和代价。我确确实实地感到，把我培养起来的是党，是人民，是党和人民把我从一个本来不可能念大学，就连做梦也想不到可以出国留学的孩子培养成长起来的。到了苏联以后，我们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学习上，我在莫斯科拿到了苏联的副博士学位，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博士。1956年10月，我在莫斯科由张宝昌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转正。

延伸阅读

1987 年 11 月，邹世昌陪同澳大利亚外宾参观离子束实验室

邹世昌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培养的第一代科学家，作为“两弹一星”研制体系大家庭中的一员，曾为中国原子能工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是我国核工业发展的铺路人之一；他也是中国第一代集成电路专家，在集成电路与半导体材料科研领域摸爬滚打了近三十年，推动了上海集成电路产业的快速发展；他曾负责国防重点任务甲种分离膜（代号真空阀门）的加工成型工作，是成功研制甲种分离膜的第二发明人。

1931年７月，邹世昌出生于上海。家境清贫，哥哥、姐姐被迫辍学，他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走完从小学到高中的求学之路。高中毕业那年，新中国成立了。邹世昌以强烈的科技报国之心，毅然放弃免费就读的中国纺织工学院（今东华大学），坐在了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冶金工程系的教室里。1952年，邹世昌大学毕业后被国家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工作。从此开始，邹世昌全身心投入科研工作，为科技创新屡建奇功。

邹世昌总是拼搏在科技创新的第一线。1958年，获得莫斯科有色金属学院副博士学位的邹世昌，回国后就走上了新中国科研的前沿阵地，创新不止，成果不断。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销了对中国的援助计划，并撤回全部技术专家。这直接影响到了我国原子弹制造相关技术项目的进行，其中关键之一就是分离铀235的分离膜元件。当时只有美、英、苏掌握这一均被列为重点国防机密的技术，苏联甚至把这种分离膜称为“社会主义阵营安全的心脏”。

钱三强副部长说：“有人扬言，苏联专家走后，中国的浓缩铀工厂将成为一堆废铜烂铁。其中关键之一就是我们不会制造分离铀235的分离膜元件。这个技术是绝密的，不可能得到任何资料。党和国家决定把研制分离膜的任务交给你们去完成。”在这项由周总理亲自关注的项目中，邹世昌参与了分离膜元件制造工艺的研究，是“真空阀门”科研项目三个大组里的第二大组负责人，从事成膜工艺研究并制成分离膜元件。在任务紧急、资料匮乏、国外封锁等一系列困难面前，全体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奋力拼搏，攻坚克难。邹世昌在当研究生时曾研究出一种高强度、高电导、热稳定铜合金新材料，他将这一材料加工成焊接电极，使用效果良好，铲平了一个技术障碍。

1964年，符合要求的分离膜元件终于研制成功，并立即投入了生产。试用结果表明，性能超过了苏联的元件，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独立掌握浓缩铀生产技术的国家，为我国的核工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产品，被列为严禁扩散的国防机密。这个项目的科技创新成果，1965 年通过了国家鉴定，1984 年被授予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70年代，邹世昌投入半导体研究领域，成为我国离子束领域的奠基人。他独创了用二氧化碳激光背面辐照获得离子注入损伤的增强退火效应，用全离子注入技术研制成我国第一块 120门砷化镓门阵列电路，用反应离子束加工成我国第一批闪耀全息光栅。邹世昌是我国第一代集成电路科学家，被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协会（SEMI）授予中国半导体产业开拓奖。

80年代，邹世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离子束领域的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离子束开放研究实验室。对离子束和固体材料的相互作用的物理机理作了系统研究，并应用于材料的掺杂、改性、合成与分析，荣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发明奖等10项奖励。其中的SOI材料科研成果实现了产业化并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90年代开始，邹世昌20多年风雨兼程，为“中国芯”的腾飞不懈奋斗。这个“中国芯”的“芯”，是一个小小的芯片，相当于人的“心脏”，是生命的依托。面对越做越小，性能越来越强大的芯片，邹世昌也太知道芯片研发的难度之大了：“投入大”“见效慢”，再加上我国的“起步晚”。而这也正是他勇于和乐于攻坚克难的科技创新项目。年复一年，邹世昌花费心思和出现身影最多的地方都与芯片有关：上海华虹 NEC( 芯片制造 )、众华电子 ( 电路设计 )、杜邦光掩模 ( 掩模版生产 )、新康电子 ( 封装测试 )、爱立信—新泰 ( 模块组装 )、宏力半导体集成电路公司。他还出任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会长，团结和带领科技精英们尽快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的芯片这个短板。邹世昌参与筹建的我国第一条 8 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比计划提前7个月投片生产，标志着我国从此有了自己的深亚微米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线，生产出用于交通一卡通、社保卡、身份证的芯片……

进入21世纪，也进入了老年的邹世昌，并没有止步于曾获得国家发明奖一等奖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14项奖励，发表300多篇文章，培养30多名博士生，而是活到老，奋斗到老，为发展我国尖端科学仍冲锋在前……

邹世昌25岁远在苏联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人们赞赏邹世昌的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时，常会以他经历过的“1年”和“14年”为例：1979年邹世昌以客座教授身份赴德国工作1年，他用省吃俭用的外汇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添置3000美元的电脑及计算器、集成电路和其他零件；1983年至1997年，邹世昌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的14年里，职工个人平均收入翻番式增长，而他坚持不给自己发年终奖金。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里，90岁的邹世昌仍奋斗在科技创新的征途上。面对个人利益一退再退，邹世昌是共产党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的真正践行者。然而，在科研的征途上，他总能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勇做中国科技创新的排头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