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竺可桢（1890—1974），气象气候学家，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62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南大学教授、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奠基人，我国自然资源综合研究的倡导者和奠基人。

入党申请书

（节选）

申请入党的起因：

解放后十二年中，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右斗争和大跃进等活动，参加了“联共党史”“辩证唯物论”“实践论”“矛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内部矛盾论”“总路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等政治学习，由于党的关怀，虽是愚钝，思想上仍有所提高。

从人生观的改变来看，解放以前几个基本观点：

1. 科学救国的观点。但科学本身不能救国，必须首先弄清为谁服务。列宁说，从前全部人类知（智）能创造，只是为让一部分人获得全部技术文化成果的利益，而使另一部分人得不到最迫切需要的东西，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使科学技术变为全民的财产。

2. 贤人政治。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知识即是力量。对于工人阶级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统不了解，以为马克思、列宁、毛主席无非是杰出的知识分子，不了解知识从何而来。读了毛主席的《实践论》才知道一切知识统要从实践中得来。《实践论》中毛主席说，辩证唯物主义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性。只有以体力脑力劳动能自立而不剥削别人，而且全心全意为民服务才得称为贤人。知识阶级虽（是）脑力劳动者，但有大部分却骑在人民头上而剥削人的。

3. 人性本善的想法。我在浙大时对于学生的看法，读《辩证唯物论》才知道有所谓阶级立场，不能希望一个资本家对于剥削对象殖民地或是本国的工人有什么好的意图。因为受了人性本善的观念，我的警惕性仍然是不高的，斗争性是不强的。

4. 个人自由主义或是学院自由主义。这是很受美国大学教育的影响。毛主席已经指出（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毛主席所说自由主义的表现：不同人作原则争论，求得和平亲热，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对于不正确的议论不争辩；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励、不询问，听任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加以阻止。要知道只有站稳立场，服从纪律，才能有真正的自由，方可以从个人自由主义的樊笼里释放出来（《毛选》第二卷《反对自由主义》）。

到现在为止我的“科学救国”和“贤人政治”的观念，自以为已彻底消除，但“人性本善”的观念多少还在作怪，而自由主义观念怕还是相当浓厚。诚如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文所讲：“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是需要一个长时期的。

提出申请的理由：

对于我，提出申请是经过一个长时间考虑的。1958 年 3月 8 日曾和李、陶、吴三副院长写过一封信给中共科学院党组，说……要把自己一切力量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争）取做到：一、全心全意服从党的领导；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苏联经验，推进人民的科学事业；三、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信发表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在这四年当中，自己认为学习还不够努力，而进步也很缓慢，但对于党的认识也加深了一点，虽是年岁已是七十多了，但自己认为尚能受得起更严格的训练，以期能更好地为国家服务。

1962 年 6 月 4 日

延伸阅读

我国地理学界和气象学界的一代宗师。他在气候变迁、物候、农业气候、自然区划和科学史等方面皆有卓越见解和杰出贡献，曾发表论文240余篇。他对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及变迁等，对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史都有深刻的研究。他一生中在气象学、气候学、地理学、物候学、自然科学史等方面的造诣很深；他始终从科学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先觉先行者。他为发展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他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深受科学界人士的推崇和怀念。

竺可桢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学系，编写了中国第一部地学教材《地学通论》，并亲自授课。

竺可桢是历史气候学的创建人、奠基人之一，其中历史气候变迁是他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一个领域，蜚声国际科学界。竺可桢在历史气候学上的另一大贡献是历史物候学。

在今天，发布天气预报再平常不过，可在 1930 年前的中国，只能由外国人发布。当时，美国已有测候所 200 多座，中国只有香港和上海两座，且都由外国人掌控。而日本人更是居心叵测地对中国的地理和气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让爱国的竺可桢感到痛心警醒又不安。他深知气象学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和战争战备也有重要关联。因此，1928 年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委托支持下，他筹建气象研究所并担任所长。此后八年，他踏遍祖国大地，兴建了包括拉萨在内四十几个气象观测台站。1930 年元旦，中国开始独立自主发布天气预报和台风预报，正式绘制东亚天气图，彻底结束中国领土之天气预报由外国人发布之历史。现在大家熟知的天气温度单位——摄氏度，国内也是从竺可桢开始使用的，他统一了中国气象的温标单位。

我国现代物候学的每一个成就都是和他的工作分不开的。他很重视物候的观察记录，自 1918 年留学回国的第二天直到 1974 年逝世的前一天，他每天观察并记录物候和天气；气象日记无一日间断，共计 800万字。

作为中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之一，竺可桢发表的多部著述成为我国近代气象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其中的一些研究方法和主要学术观点，至今一直被学术界所沿用。他的一系列奠基性研究，至今仍有意义。

1949 年 11 月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除了烦琐的院务工作外，他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调整研究机构和吸纳科研人才两件大事上。

1956 年后，竺可桢工作的重点逐步转移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调查自然资源、进行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为目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研究。在他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先后组织了 25 年规模不同的综合考察队，参加工作的达 100 多个单位，1 万多人次，积累了大批珍贵资料，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先行者，竺可桢始终从科学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这标志着中国科学家较早地、独立地关注并研究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是中国科学界对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前瞻性的早期探索。

1964 年，竺可桢发表了《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

竺可桢被誉为是科学界的教育家、教育界的君子。1936 年初，蒋介石约见竺可桢，希望他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可面对这个得名又得利的好差事，竺可桢当着蒋介石的面拒绝了这个诱人的职位。在他人劝说下，为了振兴浙江文化教育，“往日浙江育我，余生我育浙江”，他决定接受但向蒋介石提出三个条件：财政不能断；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干涉；时限半年，之后卸任。蒋介石大为恼火，在陈布雷劝说下答应了竺可桢的条件。

浙大有一个著名的“竺可桢二问”，那是他在开学典礼上向新生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在他的倡议下，“求是”确定为浙江大学校训。

竺可桢爱才惜才。当时他为聘到同为哈佛大学校友的一位物理博士胡刚复，专赴上海去借人，见对方不吐口，他干脆不走，在人家办公室赖着，直到答应借 2 个月。连连作揖后，他拉起胡博士直奔火车站。在胡博士带领下，浙江大学物理系成为当时中国物理研究的前沿阵地，先后有王淦昌、束星北、吴健雄、胡济民、卢鹤绂、程开甲、李政道、吕敏、贺贤土等物理界大师在此工作和学习，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国物理学历史上的辉煌。

在日寇大举进犯之时，竺可桢带领学校踏上了史称“文军西迁”的漫漫迁徙路，十年四迁，从浙经赣、桂至黔，仍教学、科研不辍，战时的欢迎会都是在警报声中进行的。有学生问老师：“警报都响了，老百姓都已逃警报去了，我们还上课吗？”“怎能不上课？”“黑板挂在哪里？”“就挂在我的胸前。”这种精神，就是竺可桢带领下的浙大特有的精神。

抗战期间在浙大任教的教授 70 多人，其中有部聘教授 18 人，占据全国部聘教授的四分之一。在湄潭的七年中，浙大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超过当时其他所有的中国大学。

1944 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访问中国，回去后，他在代表世界最高学术水平的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贵州和广西的科学》的文章，他告诉全世界：“在遵义之东 75 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有世界一流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他们是中国科学的希望。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再度让西方震惊。”

竺可桢带领浙大从逆境中崛起，从一个地方性大学跃升为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至今，浙大西迁所历之处，皆以浙大办学办好事为美谈。路过江西时，看到江水泛滥对当地的贻害，竺可桢就命土木系师生在赣江边考察设计了一条长堤，解决了千年水患，被当地百姓称作“浙大堤”，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在湄潭，浙大的茶叶专家看到当地土壤适合种茶，就传授种茶和炒茶技艺。在遵义，竺可桢特意拨出一笔经费，免费让当地人参加戒烟土，改掉恶习。一个流亡过境的校长，事务繁多，却仍心系百姓。

抗战期间，竺可桢和浙大还参与和创造了另一文化奇迹。当战火烧到钱塘江边，为避免杭州文澜阁的藏书《四库全书》遭兵燹之祸，竺可桢出手相助，超过 150 箱的库书，历时九年，辗转六省，完璧归杭。

新中国成立前夕，为拒绝去台湾，他辞去浙大校长隐居上海。后来应邀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筹备。竺可桢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修改者之一。在讨论制订过程中，他提出专列发展自然科学一条的建议，被采纳。1949年10月1日，他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竺可桢重视科普，曾亲自担任《科学大众》杂志主编，为筹建我国第一个天文馆和自然博物馆——北京天文馆和北京自然博物馆而四处奔走。

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新闻媒体赞誉竺可桢是科技界和教育界的“一面旗帜”。竺可桢丰厚的科学遗产，包括出版24卷2000万字的《竺可桢全集》，是对“一面旗帜”的最好诠释。

自从 1958年3月竺可桢写信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直到1962年6月才正式讨论他的入党问题。他的入党介绍人、院机关党委书记郁文认为竺可桢的一生充满了爱国热情；郭沫若也专门撰诗给他，作为入党留念：“雪里送来炭火，炭红浑似熔钢。老当益壮高山仰，独立更生榜样。四海东风驰荡，红旗三面辉煌。后来自古要居上，能不发奋图强？”

竺可桢一生扬科学，兴教育，护文脉，是一位品德高尚、刚直不阿、追求真理、大公无私的知识分子。他更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以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为中国自己的气象学研究和应用的宏伟大厦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严谨的学风、坚韧的毅力以及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成为广大科研工作者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