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李家治(1919—2017),陶瓷及玻璃材料科学家,世界陶瓷科学院院士。195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组织领导了玻璃光导纤维的研究和试制,推动了全国第一条光纤通信试验段的开通。
入党志愿书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历史上最光荣、最伟大、最正确的党,是我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领导我们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并且正在领导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党是一个统一的战斗的组织,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 律性。一个(人)要想为人民的事业更好地贡献出自己的一生,为实现彻底解放全人类而奋斗到底的理想,他就必须加入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共产党;必须以马克思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来武装自己,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武装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忠心耿耿的捍卫党的,也就是人民的利益的战士;必须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中来锻炼和考验自己,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锻炼成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诚诚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
为了更好地为人民多做一些事,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加强党的战斗力量,我将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献给我最敬爱的党,永远做党的忠实的儿子。
我一定按照党员的十条义务严格地要求自己,争取在劳动中锻炼自己,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来提高思想水平和阶级觉悟。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千方百计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刻苦钻研业务,积极提高业务能力,为促进我国科学在最近期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经常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改正自己的缺点,把自己放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监督,痛改自己容易发脾气的坏作风,做好党的联系群众的工作,经常展开思想斗争,克服个人主义的萌芽,坚决服从整体利益。
延伸阅读

1999 年李家治(中)在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与课题组人员进行古陶瓷研究
李家治,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抱有远大理想,以实际行动向党表达了“一 个(人)要想为人民的事业更好地贡献出自己的一生,为实现彻底解放全人类而奋斗到底的理想,他就必须加入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共产党”的愿望。
1951年,李家治进入中国科学院。他从事的学科领域对新中国和他个人来说都是全新的,一切必须从零开始。为写一篇学术报告,他可以跑遍全上海的大小图书馆。刚工作的李家治就接受了一项国家任务——研制因美国禁运而急需的高压锅炉用水柱计玻璃,它事关上海市主要供电问题。他主动承担,从配方设计到制备工艺,圆满完成任务,因此获得了1953年中国科学院发的100元奖金,这比他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正当李家治要在玻璃研究领域大展身手之时,1956年,上级决定调他去进行景德镇瓷器的研究。那时李家治对陶瓷不仅一无所知,对陶瓷研究也没多大的兴趣,认为这坛坛罐罐的没什么搞头。可领导郑重地对李家治说:“这是周总理交给的一个重大任务,那时我国驻外使馆用的大多是外国陶瓷,作为瓷器的发源地——中国,大使馆怎能都用外国陶瓷呢?周总理要求一定要把景德镇的瓷器质量提高。”这是他为之拼搏的第二个国家任务。于是李家治放下玻璃、新材料,从头学起。
刚过而立之年的他担任国瓷组组长,努力工作,小批量生产出的一批质量上乘的国家用瓷和礼品瓷,外交部很满意。
这次国家用瓷和礼品瓷的研究任务的完成,使李家治认识到中国瓷器在世界上所享有的盛誉不是偶然的。除去它的艺术表现外,深藏着许多科学技术道理,而这些奥秘却鲜为人知。作为中国人,对中国发明的瓷器的来龙去脉以及它的科学技术内涵的阐述和揭示应该是责无旁贷的。这激发了他对中国古陶瓷工艺发展的浓厚兴趣和责任感。
1960年,领导又决定调李家治回去从事微晶玻璃天线罩的试制研究工作,这是一项重要任务。李家治又得放下比较熟悉的业务,而去开展新的研究领域。他从实验室到工厂八年,差不多提前十年完成了任务。因以上工作,李家治于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上刚出现有关光导纤维的报道,李家治就敏感地预见其在未来通信技术革命中的重要性及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立即组织领导了调查和论证、研究和试制,推动了全国第一条光纤通信试验段的开通,对我国光纤通信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该项工作获1979年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二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978年,为出版一部由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陶瓷史》,李家治又重新捡起中国古陶瓷的研究工作。从出土的最早的陶片做起,然后印纹硬陶,再到原始瓷和瓷器,对每个阶段的样品,李家治和他的团队都做了大量的实验分析,为中国古陶瓷和历代名瓷的断源断代与鉴定提供了科学依据。根据这些实验数据,李家治和他的合作者发表了近百篇有关陶瓷科学研究的论文。他们是现在世界上唯一的对“从陶到瓷的技术发展过程”做了详细研究的团队。
李家治首先明确、完整提出了中国瓷器发明的五个里程碑、三大技术突破。五个里程碑是指早期陶器的出现、印纹硬陶的出现、原始瓷的出现、南方青瓷及北方白瓷的烧制成功。三大技术突破:一是原料的选择,二是烧成温度的提高,三是釉的出现。得出的结论是:远在一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已有了陶器,在三千年前的商、周时期已经有了原始瓷器,至少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东汉就有了瓷器,要比国外早一千五百多年。这个结论解决了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好评。为了表彰李家治及其合作者在研究中国古代陶器和陶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和作出的重大贡献,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授予其重大科学奖,1982年他们又获颁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李家治领导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是世界第一部关于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史的专著,这本书的问世,实现了中国陶瓷科技史应由中国人自己写的理想。由他领导编著的、被美国学者誉为“是现在和今后若干年内有关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的经典著作”的《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1988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一等奖。
此后,国内外陶瓷工艺史研究遇到争议较大无法取得共识的时候,就会要求李家治和他的团队从科学技术角度给予澄清。如争论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杭州南宋修内司官窑是否存在的问题,李家治和他的团队经过研究得出修内司官窑的存在是无疑的结论。后来杭州考古界在万松岭下修内司旧址的发现也证实了这点。
四十余年,李家治耕耘不懈,著述甚丰,为了国家、民族的需要,他忙碌在玻璃实验室里,奔波在古瓷窑址间,苦思在安静的书斋中,辗转不同专业、领域,均取得巨大成功。李家治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他几十年如一日,以勤补拙,锲而不舍,即使退居二线也每天拂晓即起,安步当车,早早进所,孜孜以求之外,还可从李家治的入党志愿书里找到他成功的答案——早在他要把一切献给党的时候,他就下决心要把自己锻炼成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诚诚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千方百计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刻苦钻研业务,积极提高业务能力,为促进我国科学尽早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