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照光（1934—2001），四川双流人。195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生物系。曾任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植物学家、生态学家，主要从事植物生态学和植物资源学方面的研究。

亲切的“门卫”，研究所的“大家长”

刘照光担任所长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每天下班之后，他就搬一把椅子，坐在研究所的门口。职工、学生有什么事情，就直接和他交流。刘照光总是乐呵呵的，有的职工的孩子亲切地称呼他为“爷爷”。

1994年，刘照光得到通知，研究所班子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优秀班子，他本人被评为优秀所领导，将奖励他5万元奖金。刘照光说：“这个钱我不要，你们想个办法发给年轻人。”后来，所里增加了“中青年科研、管理骨干人员津贴”，给年轻人每人每月发50元。在那个年代，50元不是个小数目。

2001年，刘照光去世，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本职工花名册。花名册上许多职工的名字后面，都画上了各式各样的符号。这些符号是刘照光对职工们具体情况的分类标注：有的代表需要科研经费支持，有的是要再教育以提高研究水平，还有未分配到住房的、未婚配成家的，等等。如果问题解决了，就在符号上画个圈。刘照光把职工的点点滴滴都放在心上，为职工排忧解难，赢得了职工们的感激和尊重。

自己要行得端，孩子的事情要自己去闯

在担任研究所所长期间，刘照光从来没利用职权为三个子女安排工作。曾有人问起，为什么不把女儿安排到所里上班当正式工？他说，孩子的事情要自己去闯，尤其是他当了所长，更不能利用职务之便。他曾经对妻子说道：“把孩子管好了，我在单位里才说得起话，政策才执行得下去；要别人服你，首先要自己站得稳、行得端。”

刘照光卸任所长之后，便投身到茂县生态站，几乎每天都和站上的几个工作人员生活、工作在一起。刘照光住在站上，常常一待就是几个月，每天的生活费都要多交。别的同志一天交5元钱，他就交8元或者10元以身作则。刘照光为站上的几个工作人员考虑得很周到，亲手给他们包抄手、饺子。他知道站上工作人员的工资低，刘照光不仅教会他们认识植物、种树，还建议不要种水果，而是种坚果，便于运输。在茂县生态站工作人员眼中，刘照光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关爱他们。

刘照光的小儿子回忆，父亲去世的前两天，把他们三兄妹叫到病床前说：要好好做人，踏踏实实工作；他走后，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不要提任何要求。直到他去世时，他的大儿子在老家镇上工作，女儿在当临时工，小儿子同样是自力更生。刘照光的女婿是所里的正式职工，但并没有因为所长的身份得到特殊照顾，一直到退休从事的都是司机工作。

心系百姓，两袖清风

刘照光总是密切关注国家需求，并为国民经济和老百姓服务。他常去雅安、甘孜、阿坝、茂县、西昌这些地方出差，雅鱼是当地人招待客人的上品菜。刘照光喜欢吃鱼，有次出差去泸定，当地人计划用雅鱼招待他却被他拒绝了。1986年，因为帮西昌某个县做工作，对经济改善有帮助，在会上，当地政府派工作人员拿了一笔钱要给他，说是县四大班子研究决定的，是他工作应得的。刘照光当时就站起来对工作人员说：“这个钱我不要，你们拿回去。为你们做的事情是我的工作，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在科学试验中，他往往不计得失，有一次安装试验用大棚，他垫钱数千元之多。在技术方面，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知识都传授给别人。茂县生态站当年种了很多作物，有李子树苗、玫瑰苗、葡萄苗等，有时候老百姓来要，刘照光都会免费给。他说，只有老百姓看得起，才证明这个东西有价值，才能让百姓发展起来。茂县广种的红豆杉，就是刘照光到站上后推广出去的。

据刘照光生病期间照顾他的医生回忆，刘照光看病期间从不问自己病情如何，总是谈笑风生地讲西部大开发、长江上游生态建设、退耕还林、植被保护等大事。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代表去看望他的时候，几句话后刘照光马上就问“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干旱河谷的治理等情况，还说：“等我好了，我再到阿坝去，再做些工作。”在他生命走向尽头之际，他始终牵挂的是未完成的事业，还在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殚精竭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