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昌绪（1920—2014），河北徐水人。1945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矿冶系，1952年获美国圣母大学冶金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高温合金领域开拓者之一，材料腐蚀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净坛使者”和“清道夫”

在师昌绪的妻子郭蕴宜的心中，丈夫的为人是很有特色的。回想起他们初识的场景，那是1955年的初秋，郭蕴宜从上海赴北京探望病中的祖母，其间，几位从美国归来的亲友邀请她外出用餐。在餐桌上，她注意到一个陌生的面孔——师昌绪。他的言谈举止朴实自然，热情风趣又稳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更令人难忘的是，当大家都吃完后，师昌绪毫不忌讳地把剩余的汤和菜都倒在自己的碗里，把剩菜剩饭都打扫干净。众人见状还开玩笑戏称他为“净坛使者”。而这份节俭，实则是他自幼便深植于心的美德，即便后来他功成名就，依然保持着这份质朴。

那次吃完饭后，一行人一起去北海公园划船。走在路上看到有砖头瓦块碍事，大家都绕过去了，而师昌绪却弯腰拾起来放在路边。朋友见状，打趣地称他为“清道夫”。他也不生气，只轻声说道：“不拾起来，如果有人走过，不留神会绊倒的。”话虽然简单，但却透露出师昌绪内心的善良和对他人的关心。

师昌绪的豁达开朗、宽厚淳朴、乐善好施深深感染着身边的同事，也使他成为深受社会各界尊重、爱戴和信赖的长者。

不畏艰苦，奋力攻坚

20世纪70年代中期，航空工业局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研发任务——将空心涡轮叶片的生产从沈阳转移到贵州。这项任务对于提升我国航空工业的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技术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师昌绪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重任，踏上了前往贵州的火车。

那时从沈阳到贵州要辗转两三天的火车，师昌绪亲自带队，买不到卧铺就坐硬座，在火车上甚至饮水都困难。当时，攻坚团队住的是最简易的招待所，水管里放出来的水是浑的，要沉淀一会儿才能使用；楼外的厕所要留神细看，才能下脚；吃的是大食堂卖的大米、玉米和地瓜干做的混合饭，需要用力嚼才能下咽。师昌绪对此毫无怨言，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与团队一同奋战了数月之久，直到空心叶片成品率基本达到了实心叶片的水平才告一段落。

“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做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这是师昌绪最常说的一句话，虽然朴实无华，但是凝聚着一位饱经沧桑的老知识分子大半个世纪以来投身科学事业、矢志报国的赤子情怀。

无私奉献，奖掖后学

20世纪80年代初，因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国内科技界青年人才匮乏，人才断层的状况非常严重。师昌绪在各种场合都会表现出急迫的心情，极力倡导要大量招收研究生、加快培养青年人才。为了扩大博士生的招生规模，他甘愿为有能力带博士生的研究员铺路，帮助不同领域的导师招收博士生，带起来了一支博士生导师队伍。

师昌绪一生生活简朴，但在资助科教、奖掖后学方面却慷慨大方。2004年7月，他捐出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奖金50万元作为基金，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设立了“师昌绪奖学金”，奖励优秀的在学研究生。2010年，师昌绪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为促进青年人才成长，他捐出450万元奖金，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设立“师昌绪青年科技人才基金”，用于奖励在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一线工作，并做出突出成绩的青年科研人员，以激发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青年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乃至国家的科技创新事业培养更多拔尖人才。

“名额有限，只能先人后己”

师昌绪始终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不占国家和他人的便宜，也不搞特殊化。师昌绪搬到北京后大约有十来年时间，每年春节他都会到清华园看望老朋友们，给他们拜年。无论是从芙蓉里还是中关村出发，他总是步行往返，从未见他坐过一次汽车。不仅如此，在很多周末时间因公事需要拜访老友时，他也都是步行往返，即便已是七十高龄，即使单位配有车子可供他使用，他也从未改变这一习惯。

师昌绪的廉洁自律，不仅体现在他对自身的严苛要求上，更表现在他的舍己为公上。师昌绪的妻子郭蕴宜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工作多年，同郭蕴宜一道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工作的许多同志都评上了研究员，而郭蕴宜始终没有参加评审。曾有人向师昌绪提及此事：“如果不是和您在一起，郭老师早评上研究员了。”师昌绪却只是微笑着平静回应，目光中饱含了对妻子的歉意。他说：“很多同志都具备晋升研究员的资格，但是名额有限，只能先人后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