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澄中（1913—1987），江苏武进人。193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1950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副院长。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原子核科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重离子物理研究事业的奠基人。

抱着一管气，回到了祖国

1951年，38岁的杨澄中在祖国的召唤下，辞去英国利物浦大学物理系教职，毅然回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批回到祖国的科学家之一。

在离开英国前，杨澄中精心计划，自费购买了开展实验需要而我国当时紧缺的仪器和材料。其中包括开展原子核实验测量所用的电子管及核探测器中使用的氩气。考虑到这些东西非常娇贵，杨澄中决定随身携带电子管和氩气管，却将那些珍藏多年的胶木唱片与行李一起托运。从英国经香港、广州、武汉长途跋涉回到北京途中，为防止氩气管被碰坏，杨澄中一路提着，必要时还抱着，终于安全将其带回到实验室。而那些唱片却因托运过程保管不当大部分损坏了。

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折扣父亲”

孩子们称杨澄中是一个“折扣父亲”。他去日本作学术报告，按规定，日方支付的酬金归私人所有。当时他的女儿让父亲从日本给她带回几盘索尼录音带，结果杨澄中一盘也没带，还将本应私人所有的全部酬金上交了研究所。他说：“国家眼下需要外汇，国内市场上也有索尼录音带，我们可以在国内购买。”

据杨澄中的妻子陈奕爱回忆，一次在给杨澄中整理到北京出差的费用收据时，看见皮夹子内又另放一叠几十元的出租汽车票。杨澄中叮嘱妻子，千万不要把这叠票放进报销单内，那是去机场接孩子的租车费。后来，听孩子讲，那天研究所里一位领导也因公前往机场，杨澄中知道后，主动邀约其一同乘车，但选择自己付费，以便为所里节省开支。

杨澄中在英国自费购买了一些金箔，他小心翼翼地将这些金箔夹在书里，用于回国开展核物理实验。一天夜里，单位实验用的金箔破了，派人来向他讨要。杨澄中没有拒绝，将自己珍藏的金箔送给了他们。孩子们对送金箔之事愤愤不平，杨澄中告诉他的孩子们：“我们国家的科学还有很多落后的地方，要靠大家的努力去改善，我们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能闹个人意气。”

中国科学院院士胡仁宇曾回忆道：“杨澄中先生真切地关注和关心着中国的情况。他经常告诉我们，当下国家比较困难，大家开展工作一定要节俭。有一年，我们要自己做高电阻，里面用钨丝，做的时候我用得多了一点、长了一点。这些钨丝是杨先生从英国带回来的，他知道后将我训诫一顿，并语重心长地说，这个东西来之不易，用完之后就没有了，再用就需要用经费去买。我们国家目前处于困难时期，我们一定要节省开支。”

1973年杨澄中提出在兰州建造一台大型重离子加速器的建议，并亲自主持和参与了相关概念性设计及立项论证。他一再强调，重离子加速器建成后，应该尽可能地服务于国家科技发展、全国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基础研究以及国民经济建设。

在杨澄中生命的最后时刻，负责加速器建造的科研人员前去探望他。从进门的一刻他就不断地询问建设的进展情况，并动情地叮嘱大家：“加速器建成了，大家如果不多做些物理工作，我即便是死了也无法向国家交代。国家在建加速器上花了很多钱，如果日后能做出成绩，我在九泉之下也就可以安心了。”

把自己的名字挪到最末一位

杨澄中热衷于核科学事业发展，但从不追名逐利，不赞成那种不进行实际指导而四处挂名的做法，更反对学术界存在的那种以领导者的身份弃学术、挂空名、搭便车的陋习。他曾在公开场合表示：“作为一个科研单位的领导者，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给青年人予以指导，是自己的职责所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副所长邬恩九回忆道：“1966年，我在杨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一个中子物理实验研究课题，实验总结作为成果上报给了二机部，并推荐到了《原子能》杂志编辑部，决定署名发表。我们修改署名后，请杨先生审阅。他看后的唯一修改是，把自己的名字从第一作者挪到了最末一位，把我的名字放到了第一位，并对我说，这个课题是以你为主做的，你应该是第一作者。并且告诉我，今后他不再在发表的文章上署名，对一般性的指导也无须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