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1913—1992），出生于浙江绍兴，祖籍浙江湖州。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0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淡泊名利，不要“原子弹之父”称号

在中国科学院建院前与建院初期，钱三强做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大事、要事。例如，在1949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钱三强等同志起草了《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1953年初，钱三强任访苏代表团团长，对于初建的中国科学院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55年，钱三强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当时回国知名科学家中最早发展的几名党员之一。但是钱三强并未沾沾自喜，始终以一名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以后，院部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都亲切地称他“三强同志”。每当听到大家这样称呼他，钱三强很是高兴，说这样更显得亲切，没有距离感。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法国出版的《科学与生活》刊出了一则题为《在中国科学的后面是什么？》的“公报”，第一次将钱三强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得知情况后，当即这样表示：“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绝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某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内很多媒体采访钱三强，多次有过把“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称谓用于形容他的情况。每次审稿，他便将类似的称谓统统删去。他向作者解释说：“外国人往往看重个人的价值，喜欢用‘之父’‘之冠’这些形容词。我们中国人还是多讲点集体主义好，多讲点默默无闻好。”

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日报》有位记者写了一篇关于钱三强的文章。钱三强对文中一些赞誉之词提出了异议，并就此写信给专职秘书葛能全。葛能全转告记者后，记者很快理解了钱三强的意思，准备改用“卵石”和“沙粒”来比喻钱三强在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中的作用，并征求他的意见。钱三强闻此欣然赞同：“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为能把自己化作卵石、化作沙粒，铺在千军万马去夺取胜利的征途上，而感到高兴和欣慰！”

钱三强一再告诫核科学技术领域的同志们，不要追逐个人名利，要服从国家需要，一辈子默默无闻地工作下去。

廉洁奉公，不要学部委员津贴

在国家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钱三强于1959年3月曾主动写报告请求停止享受每月100元的学部委员津贴——“院办公厅：我请你们将我的学部委员每月津贴一百元自四月起停发。关于此事，我已曾写信给张副院长。希望你们批准，并且通知有关部门执行。敬礼！钱三强1959年3月27日。”

虽然当时自己并不宽裕，但钱三强想到的是，国家还很困难，应该尽可能为国家减轻经济负担。1971年7月钱三强自恢复党组织生活起，又开始每月主动交纳100元党费了。

钱三强虽是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但他一贯体贴他人，舍得掏腰包为别人花钱，特别是对不大为人注意的普通人。例如，1977年夏，钱三强代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物理学会在黄山主持召开理论物理和天体物理会议。为了对会议工作人员半月之久的辛勤劳动表达谢意，他自己拿出100元现金，让秘书上街采购些糖果、茶叶、香烟等，在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请全体工作人员开茶话会。但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茶话会所花费用并没有从会议费里面支出，因为钱三强不让秘书声张。

艰苦朴素，一直住在建院初期的老专家楼里

“钱三强从不居功自傲，生活过得非常朴素。”这是中国科学院机关许多老同志回忆钱三强时的感慨之言。钱三强的住房是20世纪50年代初建的专家楼，到了20世纪80年代，该楼已显老旧，而且屋内采光不好。由于冬天供热不足，多数情况下，钱三强都要穿着棉衣看书、写东西。去院部上下班，他都是乘坐公共汽车往返于中关村和三里河，风雨无阻。冬天刮风下雪，外出时他就身穿长棉袄，腰间系条围巾，头上戴一顶遮耳朵的棉帽。在平常的日子里，钱三强和何泽慧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自己排队买菜；衣服破了自己补，补了再穿，舍不得扔掉。他们常说：“笑破不笑补嘛，穿补丁衣服不丢人。”

1985年在许多人的劝说下，钱三强自己花钱在卧室装了一台窗式空调，可是全年开不了几次。他说，电力供应本来就紧缺，又没有动力电源，开空调既浪费能源，又可能影响别人正常用电。

钱三强离世后，何泽慧一直住在中关村的老小区里，这里是她和丈夫钱三强永远的家。2007年8月3日，温家宝再次来到这处熟悉的老房子，看望93岁高龄的何泽慧。温家宝又一次说起房子：“三强不在以后，我想过，通过组织给您换个屋子。”何泽慧则以“在这里住久了，有好多记忆”为由，谢绝了总理的关心。温家宝接过话头深情地说：“我知道，坐在这里就想起很多事来。这里留下了记忆，也留下了精神。钱三强和您，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也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