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1915—2011），江苏吴县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曾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应用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国家“863”计划主要倡导者之一，中国近代光学工程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者之一。

为了国家的将来放弃博士学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先进技术被应用于制造武器的警示，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很快把光学玻璃研制技术提到“军事要害技术”（王大珩语）的高度，并加以强化研究和发展。1942年春，正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做玻璃光学性质研究博士论文的王大珩偶然得到一个消息，他在帝国理工学院时的英国同学汉德告诉他，伯明翰昌司玻璃公司研究实验部急需实验物理师，专职从事新光学玻璃的开发研究。汉德认为王大珩符合应用光学专业的应聘条件，问王大珩愿不愿意去伯明翰就任。王大珩听到此消息后，立刻想到祖国需要这种技术。他迫切想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学到制造光学玻璃的真实本领。遗憾的是，他不得不放弃在读的博士学位。

王大珩很快拿定了主意，并且带着意向先去见博士论文导师特纳并向其征求意见。老师听后颇感意外，虽然尊重了学生的意愿，但对这名聪慧、有创造性思维的中国学生一再表达了惋惜之情。就这样，1942年4月，王大珩受聘于昌司玻璃公司研究实验部，做了长达5年的实验物理师。放弃博士学位本就不一般，5年也并不短，而在王大珩笔下却是如此简略和平常：“经汉德先生的推荐，离开学校，到昌司玻璃公司工作。我在这家公司实验室工作了五年，职务是研究实验部物理师。在那里我学会了如何从事研究开发工作。虽然不许我进入生产车间，但因为实验室既是产品质量的控制中心，又是进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源地，所以对生产的组织形式，以及生产光学玻璃的要害问题能有足够的了解。”

为了国家将来需要而放弃在读博士学位，王大珩向来认为是不值得挂在嘴上的平常事，因而学界知者不多，能理解其中大义的更少。但有一个人几十年一直很钦佩王大珩的决断，并且从内心发出“真是难得”的赞誉，这个人是钱三强。

1982年2月，钱三强在一次学位工作座谈会上，颇有感触地讲到旧时中国知识界看待博士学位的心态，说当时在大学当教授，必须有外国的博士学位不可，没有博士学位最多只能当个副教授，还让人看不起。他说：“大珩不是不知道没有博士学位对个人的不利影响，他为了国家将来需要，做了与众不同的选择，在那个时候真是难得。”

破烂市场中捡出来的物理实验室

1948年，王大珩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1949年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型正规大学——大连大学，并组建应用物理系，任系主任。

当时买不到什么像样的实验仪器，实验设备极为简陋。为了创造好一些的教学环境，提高学生们的动手能力，教师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改善实验室条件。作为系主任，王大珩率先提倡自己动手建设实验室。

为了给实验室多添置一些设备，王大珩费了一番苦心。他跑到当时大连的“西岗破烂市场”上，想在旧货摊上淘一些合用的“宝贝”。有一次他发现了一个做物理实验用的旧怀表，又有一次他买了一台高级电位差器，还有一次他居然找到了一台旧天平……他淘来的这些东西，大多数连卖主都不知道有什么用途，而王大珩却如获至宝。他把这些物品拿回来修理一番，很快便令“废品”获得新生。在他的努力下，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的硬件设施很快便是全国比较领先的了。

在断壁残垣的旧院落里筹建仪器馆

1951年，王大珩受中国科学院邀聘筹建仪器研制机构。仪器馆地址选好了，王大珩找来一批人，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历程。仪器馆选址在“断壁残垣的旧院落里”。这片废墟里到处是弹片和弹坑，路是泥巴地，坑坑洼洼，一下雨便泥泞不堪举步艰难；残留的房屋更是破旧，北边的山上还有土匪出没。房屋都是通过修旧利废（包括光学玻璃车间的大烟囱也是废物利用），以最少的基建投资，勉强适应科研、试制的最低需求。

那时候长春的条件比较差，气候寒冷，冬天见不到一点绿蔬菜，更别说仪器馆还是一片大工地，设施不齐全。馆内许多人都来自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南方，不适应这边的气候和生活，已有人萌生退意。王大珩明白其中的难处所在，他一边请馆内负责后勤的同志对南方的研究人员多加照顾，一边身先士卒，带着年轻人投入到了仪器馆的建设中。他等不及妻子办好调动手续，就一个人先到了长春，在单身宿舍生活了一段时间。他住的房子很小、很旧，屋内只有一张铁床、一把小凳子、一个小桌子，生活非常简朴。他白天参加工作，晚上去办公室看书学习，过得很充实。

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君骅回忆，那时候仪器馆职工的生活条件比较简陋，“吃饭就在宿舍后面，北面一个房子是旧的厂房，被改成了食堂，我们就在那儿吃饭。王先生也在那儿吃饭。我们那时候吃的是高粱米，还有一个白菜粉丝猪肉汤，我印象很深”。王大珩吃住都和年轻人在一起，丝毫没有领导的架子，令年轻人由衷地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