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承宗（1911—2011），江苏吴江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1951年获法国巴黎大学理学院科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放射化学家、教育家，中国核燃料工业的主要开拓者，中国放射化学学科奠基人之一。

拒绝55万法郎年薪毅然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周恩来总理向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发出了回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杨承宗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向钱三强发送电报，表达了自己迫切回国服务的愿望。钱三强建议他暂时留在法国，为新中国购买一些紧缺且珍贵的原子能研究相关的仪器、书籍和原料。

此时的杨承宗刚以最优的成绩获得法国巴黎大学理学院的科学博士学位，他的老师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很是欣赏这位优秀的中国学生。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也向他抛出了橄榄枝，想以“年薪为555350法郎另加补贴”的优厚条件续聘两年。

然而，面对这样一份天价的工作邀请，杨承宗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但意义非凡的道路——回国。他加入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每月工资为1000斤小米。尽管从物质回报的角度来看，年薪55万法郎与月薪1000斤小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杨承宗的选择完全是出于他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和对国家建设的责任感。作为一名科学家，杨承宗始终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他选择了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追求个人的财富和舒适。他的选择，是那个时代许多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共同的心声，也是新中国能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耗尽心血的13个行李箱

由于当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杨承宗的回国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购买科研设备和转移科研资料成了一个大难题。新中国的科研事业刚刚起步，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基础几乎为零，开展研究、实验的器材都要从国外购买。杨承宗手中握着的，仅仅是钱三强给他的3000美元和他在法国节衣缩食攒下的所有积蓄，这笔钱对于庞大的科研需求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

面对困境，杨承宗并没有气馁。他开始四处奔波，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他不惜变卖自己在法国的私人物品，甚至向朋友借贷，只为将那些对祖国科研事业至关重要的宝贵资料和设备带回国内。同时，在居里实验室同事们的帮助下，杨承宗以实验室的名义采购物品，规避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实行的“联合禁运”的阻挠。

经过数月的辛勤奔波，杨承宗终于将所需的科研器材和资料一一备齐，装满了13个沉甸甸的箱子。约里奥-居里夫妇对杨承宗的顺利回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1951年9月底，杨承宗带着装满新中国放射化学研究希望的13个行李箱，回到了阔别五年之久的祖国，也随着新中国一起，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他为子女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他从法国带回来的、如今已经破旧不堪的13个箱子。

杨承宗的幼子杨家建曾回忆说：“父亲在国外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买了仪器，回国后还要还清妈妈在国内抚养孩子所欠下的债务，家里的生活一度很窘迫。他只好卖掉了自己心爱的手表和照相机补贴家用。”

三次补贴倾囊捐出

杨承宗在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所（铀矿选冶研究所）副所长期间，因其出色的工作表现，曾三次获得第二机械工业部的补贴。然而，他并未将这些补贴用于个人生活，而是全部捐赠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用作“科技项目合作经费”。他深知自己在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工作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工作，因此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弥补。

第一次他捐款25万元，这笔钱被用于改造学校的三层楼卫生所，极大地改善了师生的医疗条件，为他们的健康提供了更好的保障。第二次，他又捐了一笔更多的款项，在武汝扬的建议下，为学校盖起了图书馆。第三次捐款数额更大，计划用于建设放射化学实验室，几位教员一起设计了方案，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审核后批准了这个方案，但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被迫中断。

虽然杨承宗的积蓄没有转化为物质财富，但却化作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里的一砖一瓦、一篇又一篇沉甸甸的科研文章、一堂堂启迪心智的课堂教学，以及那些因他而得以继续追求梦想的学子们的未来。

没有获得勋章的功臣

杨承宗一生育人很多，为国家培养了众多放射化学领域的专家。在他的助理和学生中，有多人当选院士。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杨承宗本人并未获得院士荣誉；虽为原子弹提炼出了所需要的铀，也未被冠以“两弹一星”元勋等称号。

面对这些，许多人为他感到不平，但他总是淡淡一笑，说道：“事情做出来就好，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这种淡泊名利的精神，恰似一泓清泉，涤荡着世俗的浮躁与功利，彰显出他的崇高情操与人格魅力，令人肃然起敬，也激励着后人以他为楷模，秉持清正廉洁之风，为社会的繁荣与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只失明的眼睛

1952年，北京协和医院有一套被日军破坏的提氡装置，如能修复，既能解除放射危害，又能为新中国制备出科研急需的第一个中子源。但是当时的条件困难，完全没有防护装备。得知消息的杨承宗果断和同事前往现场。一进地下室，他们就看到整个玻璃真空系统和盛装镭溶液的玻璃瓶已脆化并呈半透明紫黑色，原本白亮的白金催化器发黑，汞因多年敞放而暗浊，污染早已从地下室弥漫到楼上。

杨承宗心里清楚这项工作有多危险，如果让年轻人做，会对他们20多岁的身体和今后的人生造成难以想象的影响，因此他决定亲自动手。杨承宗在毫无防护设备的情况下修复装置，不仅为北京协和医院消除了安全隐患，也使医院获得了一批珍贵的放射性样品。正是因为杨承宗的成功修复，实验物理组的戴传曾制成了氡-铍中子源，首次在国内实现人工放射性。但杨承宗之后的人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不久后，他过于接近强放射源的右眼出现荧光，视力逐渐恶化。

1961年，杨承宗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所副所长，接替突然撤走的苏联专家组，担负起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提炼铀原料的领导重担，于是他急忙把工作重心转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所。但在这关键时刻，他右眼眼疾发作，国家使命要紧，他不得不推迟手术。虽然后来连做两次手术勉强弥补，可术后并发症使得右眼渐渐变得仅存光感，直至最后彻底失明。

对此，杨承宗无半句怨言：“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取许多人的安全，值得，值得。”他无暇自怜，靠着一只眼睛的视力，杨承宗每年要审定上百份科研报告，确定攻关方向、发现重要问题。下属都晓得他为人宽厚，对工作却极其严苛。杨承宗身先士卒，德高为范，用自己的身体守护年轻同事，用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放射化学开疆拓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