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积善（1938—2023），浙江慈溪人。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1967年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生毕业。曾任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泥石流研究专家，长期从事泥石流理论研究与防治实践。

“把我的名字划掉”

吴积善在任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的近十年间，很少担任课题组组长，即便带领大家争取到项目，也是主动让其他人当组长。作为学科带头人，他不仅承担了艰巨的科研任务，还往往在荣誉和利益面前优先考虑他人。1991年，某个科研项目在申报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时，受获奖人名额限制，有位同志报不上去，产生了抵触情绪。吴积善知道后，当即表态“把我的名字划掉”。后来虽然院里不允许更换，但他先人后己、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宽厚胸怀赢得了人心，也消除了那位同志的心结。之后吴积善的课题组也在他“大度”“能吃亏”的品质带动下，关系融洽，几乎没有因为利益上的事而红脸，课题组的凝聚力、创造力也越来越强。

1999年4月，昆明市东川区设立小江河谷热区河滩地开发与保护项目，并指定吴积善任项目负责人。吴积善推辞了，向地方推荐了一位崭露头角的副研究员。昆明市项目负责同志起初不同意，觉得有吴老师在才放心。之后经再三劝说，吴积善也只是同意参与项目，但仍然不当项目负责人。在那个申请项目和经费都比较困难的年代，他主动让贤的做法被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有“热心”同事劝他趁退休前正好拿个大项目。吴积善说：“我快退休了，年轻的同志就应该出来挑大梁。老头子一直冲在前面，这个队伍就带不好。”

“他的光一点儿都沾不上”

据吴积善身边的同事回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我国民航事业刚刚起步，航班少，机关事业单位严格控制乘飞机出差。有次课题组终于有机会乘飞机去北京，这可把大家高兴坏了。可他板着脸说：“谁都不要坐飞机去，我看绿皮火车就蛮好的，又省钱又安全。”同样，吴积善带大家出差也是尽量住小旅馆，有时甚至是半地下室，而不是有档次的宾馆。这让同事们叫苦不迭，觉得他“抠门”“不会享受生活”“他的光一点儿都沾不上”。他笑笑说，这样才能把不多的课题经费花在刀刃上，同事间也不搞特殊，有利于团结。

“不称职”的爸爸

20世纪70年代，吴积善带领一批刚出校门、对泥石流一无所知的年轻人，踏上了成昆铁路黑沙河泥石流灾害防治研究的艰辛之旅。那时凉山彝族自治州野外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为了便于施工，大家借住在黑沙河附近的林场里，用临时搭建的木板当床，白天带着干粮上山测量，晚上在煤油灯下整理资料。尤其在施工关键期，大家一直守在现场，同吃同住。每人每月只有半斤油、一斤肉的配额，胡豆瓣、厚皮菜拌饭是常态。有的同志因为吃伤了，直到现在都不碰胡豆瓣、厚皮菜。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始终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有的甚至连春节都没有回家。吴积善当时是工程负责人，肩上的责任最重。他回忆说，儿子出生时，正是工程最紧张的时候，根本没时间回成都，直到孩子一岁，才第一次见到他这位“不称职”的爸爸。以至于多年后，儿子见到他都远远躲着、不肯亲近。

据吴积善儿子吴剑回忆，父亲衣着简朴，冬天一件灰色呢子短大衣，一穿就是十多年，后来掉色、磨损严重，就让妈妈补补，舍不得扔；夏天几件衬衫，来来回回换着穿，很少给自己添置新衣服。家里吃饭也很简单，一般都是在家里做，变花样做菜和出去吃的时候很少。父亲出差是常态，几乎没有太多时间陪他们。有时为了表达对孩子的亏欠，他偶尔也会带“礼物”，但从来都不是玩具车之类的，而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石头和野外工作的故事。这就是一位科学家父亲的“浪漫”。

“我们就是要给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吴积善常说：“获奖和名誉算不了什么，能够利用各种机会，多学习知识、减少灾害危害，多为老百姓做点好事、积德行善才是正路子。”1995年，有同志反映，在昆明市东川区一个重要的泥石流防治工程纪念碑上，只字未提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而该所科研团队承担了该工程设计和规划等重要任务。吴积善开导说：“我们科学院最终就是要给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泥石流防治队伍。”这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心平气顺，无不为他的眼界和气度所折服。

退休后的很长时间里，吴积善依然会收到很多来自家乡、地方科协和台站所在地东川区的信函，有咨询问题的，有征求建议的，他都会认真阅读并逐一回复。遇到不清楚的情况，他还会查阅资料或者请教课题组的年轻同事。家人劝他年纪大了，不必太认真。他说这本来就是一名科研工作者的责任，退休后仍然有地方上的同志有问题时能想到你，是很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