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元爔（1915—1987），浙江平湖人，中共党员。193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1947年获卡内基理工学院冶金学科科学博士学位。曾任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研究员、室主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冶金和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冶金物理化学活度理论研究的先驱。

心无旁骛，潜心研究

新中国刚成立时，百业待兴，邹元爔到上海冶金研究所当研究员。当时所里决定把“球墨铸铁研究”和“钴土矿提炼金属钴”作为主要研究课题来开展工作。这些课题都事关民生根本，早一天攻克难题，就能早一天为人民造福。邹元爔为此夜以继日奋战。

邹元爔对物质生活的要求素来简单。他每天早早就来到科研现场，手里总是提着一只旧旧的热水瓶。热水瓶里装的却不是热水，而是家里提前煮好的白粥，这是他一日的饮食。到了午饭时间，别人都去吃饭了，他就喝几口粥，然后马上又投入到紧张的科研工作中。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邹元爔不顾每况愈下的身体，两次北上沈阳，研究砷化镓材料中的“未知受主”这一课题。沈阳的生活相当艰苦，曾有人问邹元爔，东北的工作条件不比上海好，何苦一定要上东北呢？邹元爔回答：“我的科研生命不长了，在东北这里，我能集中精力好好工作。” 

沈阳的冬天很冷，那个时候房间里没有暖气，从南方来的邹元爔等人没有过冬的棉衣，他们只好把被子裹在身上看书。他甚至还作了一首诗：“珠峰在望共登攀，北国风光一夜间。我有壮志红似火，岂因风雪感衣单。”

淡泊名利，不计得失

1953年，国家急需开发内蒙古白云鄂博铁矿，建设包头钢铁公司。但该铁矿石中含有大量萤石和稀土元素，为世界所罕见。其高炉冶炼在世界炼铁史上也没有成熟的经验，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邹元爔被任命为研究该矿的技术总负责人，与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所长周仁创新性解决了高炉耐火砖衬问题，出色完成了这次任务。

1957年，国家急于开发攀枝花钒钛磁铁矿。为解决其中高炉冶炼的世界性难题，邹元爔带领学生徐元森等人对含钛铁矿在高炉冶炼中炉渣的高温物理化学性质以及矿物组成开展系统研究。通过反复实验，他们成功解决炉缸堵塞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上海冶金所在为过去的科研成果申请国家科学奖时，时任所长的邹元爔在排名次时将徐元森的名字放在攀枝花工作成果的第一位，包头工作成果的报奖他则把老所长周仁的名字摆在第一。

邹元燨早期的学生彭瑞伍曾说：“他带我做论文时从来不把他的名字放在第一位。对于我们的文章，他一般不署名。只有他亲自出过点子，或做过重大修改的文章，他才同意把他的名字放在后面。”

甘为人梯，大爱无私

邹元爔晚年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他的第一位博士生，也是上海冶金所的第一位博士生汪光裕毕业时，他已经缠绵病榻，卧床不起了。冶金所的领导指示汪光裕，让他把毕业论文送到邹元爔家里，并就能否答辩一事做请示，并且给他限定了时间，只能15分钟。汪光裕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曾说：“那天我走进他家后先是坐着等，过了十分钟， 只见邹先生一步一步拖着脚慢慢地走了出来。已经有半年多没见到邹先生了，看到他虚成这样我感到一阵心酸。我立刻走上去向他说明了来意并请他以身体为重，别把我的论文太放在心上了。一看15分钟的时间已到，我就起身告辞。邹先生叫住我，‘等等，我一直在想还有两个研究生的论文有些问题，我找了几篇文献，你把它们带回去。’他立起身来去书架上拿出几篇参考文献。他对我讲解应该怎么做，正讲着他突然呼吸急促。这时我十分紧张，赶忙替他解开领口。过了十几分钟，见邹先生总算缓过来了，我就告辞要走。他还坚持要送我到门口。我执意不肯他才作罢。”

邹元爔不仅对学生悉心培养、关爱备至，对于其他科研新秀也始终无私扶持与慷慨帮助。周国治院士回忆他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的故事时说：“邹元爔不但能以他渊博的知识深入进行研究，还能带领大家攻坚战斗。”那时，周国治正沿着邹元爔的科研思路继续深入探索，解决了活度计算中出现的积分难题，使计算更具普遍性。邹元爔知道后立即称赞和鼓励他，并将自己所有的计算资料毫无保留地全部寄给他。在邹元爔的关怀和鼓励下，周国治完成了学术生涯中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此后，周国治和邹元爔成了忘年交。改革开放后，邹元爔又将周国治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1995年，周国治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