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猷（1910—1997），浙江杭州人，中共党员。1931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工业化学系，1937年获得德国慕尼黑大学最优科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生物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抗生素研究和生产的奠基人之一。

20世纪40年代是抗生素作为一类新药的时代，汪猷了解到这些信息后，决心在中国开拓抗生素研究的道路。他于1944年开始桔霉素的研究，从烂橘子的霉菌中采集菌种，经培养、提取、分离得到一个新的抗生素——桔霉素。1947年初，汪猷桔霉素研究仍在继续，却未能给汪猷工作的药厂带来经济收益，因此药厂老板提出如果愿意降低制药的规格，就允许他们继续研究。汪猷不同意，被老板解聘。

此后，汪猷和同事们只能在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的两间病理实验室尸体解剖台上做实验，生活更是十分拮据。但汪猷视名利为身外之物，对清贫甘之如饴，一头扎到研究工作之中。

正是汪猷这份以身作则的责任感，让研究团队成员坚定了信念，为开拓中国的抗生素事业尽心尽力。1955年，桔霉素研究取得圆满的成果，汪猷也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第一次全国抗生素学术会议。

严肃、严谨、严密的“三严”精神

汪猷善于抓大问题、抓影响深远的问题。他身体力行，对自己负责的课题，从路线设计、合成方法、分析手段、数据处理，到写成论文或实际应用的各个环节，秉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并始终坚守科研诚信。他在科研上严肃、严谨、严密的“三严”精神对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作风学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三严”精神也因此成为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优良学风的精髓。

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研究中，汪猷坚持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实验数据，对于可结晶的单体，要有色谱分析、元素分析、红外分析、核磁分析的完整数据后，才能做第二步工作，不准“一锅炒”。 如第一步达不到要求，一定要找出毛病再做，决不允许绕过困难、马虎对待。他坚持“对的不一定是对的，不对的一定是不对的”，对论文引用的每篇文献都要重新核对，每个数据都要严格审查，字斟句酌。往往一篇论文他要修改几遍乃至十几遍，甚至连一个标点的错误都不放过。因为秉承“三严”精神，他在签署鉴定书时往往十分谨慎，留下了“迟迟不落笔”的佳话。

“我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是一名科学家”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汪猷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身。除非生病，他在60余年的科研生涯中，每天早上准时跨进研究所大门，往往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即便是节假日都在家里工作。面对繁重的科研任务，他却从不轻易缺席党的组织生活，而且在重大问题上总是向党委汇报，听取党委意见。他用切身行动，践行着自己的人生信条——“我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是一名科学家”。

汪猷每年的外事活动、学术交流会议频繁，但每次都会将所得馈赠上交组织处理，就连单位发的保健津贴和奖金，他也认为不该享受而分文不取。他在出国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时，尽可能地节约伙食、交通费用，用省下来的钱（包括在国外作学术讲演所得酬金）为研究所购买仪器设备、急需的化学药品等。